据《河南日报》报道，河南农大今年新开设的“农村发展与管理”专业，计划招生60人，上线人数达到931人，计划数与上线人数比例高达1：22，成为全校最“吃香”的专业。该校副校长崔保安表示，通过四年的理论与实践培养，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将是农村基层工作管理人才的最佳人选。（8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众所周知，近年来各地都在招“大学生村官”。中组部等有关部门决定，从今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河南省要求，到2010年，每个行政村至少有一名大学生村干部。应该说，河南农大推出“农村发展与管理”专业，是主动适应形势之举。

　　然而，“农村发展与管理”的学生，毕业后能否像崔保安副校长所说，成为农村基层工作管理人才的最佳人选呢？笔者以为不能过分乐观。因为首先，管理工作的实践性很强，很难学了“管理”专业后，就能或有机会直接去从事管理工作。“农村发展与管理”专业，学生报考十分踊跃是不假，可学生的报考是否有盲目成分，主要只是奔着“当官”而去的呢？

　　从农村的实际需求来看，尽管管理人才也属急需，但专业性人才可能更缺，更何况进行新农村建设，需要多方面的实用人才。比如，希望发展工业的农村，适合发展旅游业的村，对相关专业的人才可能更欢迎。事实上，公开招考“大学生村官”时，对各专业是一视同仁的。招公务员不可能只招行政管理专业的，同样地，招“大学生村官”，也不可能尽招“村官”专业。不妨试想一下，如果师大也开“农村学校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出路会是什么样。

　　当然，笔者不是说开“村官”专业，就一定没有美好的前景。只是，沉浸在喜悦中的大学领导应当知道，“入口”形势一片大好，不代表“出口”形势也一定喜人。把社会的某类人才需求，简单地等同于开设同名专业，或许只是一厢情愿。而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人才培养是否“对路”。这些年，许多高校开的“工商管理”之类专业，招生时也都很热门，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却很难让人满意。倘若“村官”专业步了它们后尘，就多少令人遗憾了。

　　说句不客气的话，大学开专门的“村官”专业，是有相当大风险的。现在大学生就业是双向选择，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农村发展与管理”专业，对口面有些过于狭窄，毕业生选择余地不大。如果需要大学生的村庄，不欢迎直接来管理的毕业生，毕业生转求其他类型工作，会比较被动。即便能如愿当上村官，专业名称和学习的内容，也容易限制他们的未来发展。

　　（发表于扬子晚报，见报地址：http://epaper.yangtse.com/yzwb/2008-08/29/content_11745855.htm）

　　8月27日的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版，刊出乐毅先生一篇《荒谬的人种论后真实的全民健身》。作者提出，人们常认为白种人天生比黄种人高，其实这是习见的认识误区，影响世界各地人类身型的，主要是营养与运动，“国运与其国民平均身高之间成正比例关系”，而这也是今天欧美人身体素质优于中国人的原因。

　　有历史常识者都能知道，希特勒推出过人种论。他认为，雅利安人种比其他人种优越，犹太人、黑人则人种低劣。他曾试图通过奥运会来证明人种论正确，结果愿望破产了。今天除了少数种族主义分子，绝大多数人对人种论都已经嗤之以鼻。认为在体育运动方面，黑人、欧美人整体比黄种人优越的思想，同样被事实有力地驳倒了，比如中国也出了跨栏“飞人”。

　　然而笔者以为，否定人种论，反对种族歧视，并不意味着应当简单地认为，人的体育运动潜质没有差异，只要加强营养、多作运动，在任何运动项目上都能“赶英超美”。事实上，乐毅先生也不否认，“一部分黑人拥有更优秀的运动基因”。哥本哈根体育科学研究所的专家认为，肯尼亚人更适合练习长跑，如果乐毅先生认为这是人种论，笔者是坚决不能服气的。

　　乐毅先生举出一些历史上的例子，来证明白种人并不天生比黄种人高，笔者以为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说的“国运与其国民平均身高之间成正比例关系”，却未免牵强了一点。确实，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后的百年里，“身高与其国力同升”，但同样是他举的例子，亚历山大大帝率领的马其顿－希腊联军，平均身高只有1．6米，我想问的是，纵横无敌，征服“世界”的马其顿帝国，难道正值国运衰败之期吗？

　　笔者以为，世界各地人们身高等体型上的差别，有营养、运动、气候等因素使然，但先天性一面的原因，绝不应当被忽略乃至否认。否则，遗传学研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有关资料表明，非洲平均身高最高的，是马里、苏丹等国人，以及布隆迪、卢旺达的图西族人。这几个国家都是非常贫穷的，人们的平均身高最高，绝非国运昌盛、全民健身的缘故。

　　当然，乐毅先生文章主要说的是，人的身高和体型等，可以通过加强营养和运动，来获得提高和改善。笔者承认，中国人需要全民健身，需要提升国力。但是，既然人种不能决定体育成绩，难道身高就能决定身体素质吗？事实上奥运会就告诉我们，众多项目的比赛成绩，与选手身高没有关系。认为身高、体质主要取决于后天，可谓一种机械唯物主义。我们如果因为出了一个刘翔，就不再扬长避短，而是从此猛攻田径，恐怕会事倍功半，付出过高的代价。

　　最后笔者还想提醒乐毅先生两点。一是他认为今天的欧美人身体素质优于中国人，中国大街上是“腆着啤酒肚的男人、细胳膊细腿的女人”，欧美则是“挺拔的男人和健硕的女人”，这显然以偏概全了，因为至少在英国和美国，大胖子的比例相当不低。二是我们身边有人说，“中国男足差是因为人种不行”之类，其实只是调侃和嘲讽，不必当作人种论去上纲上线。

　　链接：http://star.news.sohu.com/20080827/n259223440.shtml

　　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海平指出，预测奥运会后北京房价大幅下跌的说法没有依据，稳定和正常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北京房价走势的“主旋律”（8月25日《中国证券报》）。

　　长期以来，对北京乃至全国的房价形势，看好和看空者一直争执不下。应该说，不少在网上发帖，或向身边人说北京房价将跌者，只是出于个人的主观愿望，或者是人云亦云而已，并不能说出多少“道道”。然而至少据笔者所知，多位专家分析北京房价，是有专业精神的。

　　比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易宪容最近撰文提出，北京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一定会出现全面的理性回归。他认为，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中央的房地产政策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在这样的房地产政策主导下，投资炒作为主导的市场将转变为消费为主导的市场，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很显然，他预测北京房价将“理性回归”，绝非信口开河。

　　（再比如，知名经济学家李开发近日接受专访时，提出“北京房价肯定会持续下降3年以上”。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整个经济发展需要平衡，必须让其他行业利润率赶上或超过房地产，让该行业过度的资金向其他行业流动，而这个过程现在还没有开始。评论员牛刀则认为，现在燕郊的房价已大幅下降，这将会会影响到北京通州，再进一步影响到北京四环内外的房价。）

　　当然，无论是易宪容，还是其他人，他们的说法都是一家之言，未必就正确。事实上，中国的楼市形势相当复杂，即使是知名的经济学者，判断也会出现失误。比如北大教授徐滇庆主演的“打赌登报道歉”事件。王海平言之凿凿地称，今后北京房价将“稳定”，同样需要实践来验证。

　　笔者对经济不是很在行，无法简单地否定王海平。但笔者想说的是，易宪容等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北京房价将下跌、回调，并非像王海平所说“没有依据”、妖言惑众。如果王海平认为他们说得不对，可以有理有据地反驳。他现在这样以官员身份，以定论方式打别人“棍子”，恐怕逃脱不了当“托”的嫌疑。

    （发表于扬子晚报，见报地址：http://epaper.yangtse.com/yzwb/2008-08/26/content_11530508.htm）

　　《南方日报》报道，东莞市南城街道将投资8000万至1亿元，高标准规划兴建一所初级中学。

　　新建一所初中，就花上8000万至1亿元，东莞市真富、真有钱。要知道，2006年全国初中生均教育经费，才只有1896.56元。不知道投资亿元兴建的这所新初中，外来人员即“新莞人”的子女，能够入读吗？现在，东莞本市籍孩子的义务教育，已经免除了全部费用。如果这所新初中向打工人员子女开放，他们是否要交不菲的借读费呢？

　　对上面两个问题的答案，笔者是不乐观的。首先，统计数字表明，只有1/4的“新莞人”子女，在该市的公办学校就读，其他人要么去读贵族学校，要么只能读打工子弟学校。也就是说，“新莞人”子女入读亿元初中，希望是相当渺茫的，他们多数人只能受劣质义务教育。

　　而阻碍“新莞人”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是该市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就在几天前的8月18日，东莞市教育局表示，备受关注、自5月29日起就向全社会征集意见的《东莞市新莞人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管理暂行办法》，今年秋季开学前尚不能正式出台，“新莞人”入读公办学校，仍按以往程序操作。什么叫“按以往程序”？很简单，就是你先向学校申请，学校表示有盈余学位，并且你愿意交借读费，才能考虑给你安排。

　　不可否认，东莞市的情况有特殊性，外来人口数倍于户籍人口。如果公办学校对“新莞人”完全放开，教学资源方面的压力实在太大。然而既然这些年来，东莞市为了发展经济，对外来人员敞开接纳，为何不能根据人口形势，适时新建更多的学校，以适应新的需求呢？凭什么欢迎大人不欢迎孩子？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见报地址：http://news.news111.com.cn/2008-08/22/content_131522.htm）

　　今年26岁的巴拉圭姑娘乐琳，是2006年度的世界小姐，然而她为了自己的标枪梦想，仍然来到了北京的赛场。像乐琳这样的业余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还有一些，他们有的是牙医，有的是CEO，甚至还有王子和公主。他们的身姿，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8月22日《长江日报》）

　　很多人认为，业余选手以自己的行为，证明着“参与比取胜更重要”（顾拜旦语）。否则，对穿着旧T恤的伊拉克男选手，对跑在最后面的索马里女选手，不会有那么多人为他们喝彩。而我以为，即便那些因为身份“业余”，而难以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其实也都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不然的话，他们在赛场上的奋力拼搏，又如何进行解释呢？换句话说，“重在参与”与“更高、更快、更强”并不矛盾。

　　在我看来，我们现在的奥运，或许已经分裂成了两个。这两个奥运，并不从实力强弱来区分，也不从是否“业余”来区分，而从选手是否真正热爱体育，热爱自己参与的项目来区分。很显然，当了世界小姐仍练标枪的乐琳，家境富裕仍练射击的宾德拉，他们都是热爱体育，热爱奥林匹克的。当然，在职业运动员中，也有许多热爱体育的。但那些不是源于热爱，而是为了国家荣誉或金钱利益而参赛者，跟他们不是一路人，这些人参加的是另一个奥运——尽管同一项目的选手，都是在同场竞技。

　　不可否认，国际奥委会1980年从《奥林匹克宪章》中删除“业余原则”的规定，有着相当的合理性。因为随着职业赛事规模的迅速扩大，运动员身份的界定变得困难，而业余选手的成绩不够高，也让比赛的观赏性大打折扣。然而我们应当清楚，删除“业余原则”，其实是一柄双刃剑。当奥运渐被政治和商业“绑架”，它离初衷也越来越远了。难道我们看奥运比赛，所想看到的“挑战极限”，就是以国家之手在后面推，或以大把钞票在前面诱的竞技吗？

　　曾经，东欧一个仅1000多万人口的国家，给上万名运动员服用和注射药物，提高他们的运动成绩，最终该国在某届奥运“力克群雄”，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二的战绩。据说，有女运动员在长期服药后，身体和情绪发生了“可怕变化”，最后不得不去做变性手术。我相信，为国家乃至为金钱而赛的运动员，在拿到金牌的时候，自豪感是发自内心的。可是，他们在练习的时候，有热爱、有快乐吗？现在，有的运动员获了银牌，却哭得那么伤心，还有运动员因伤退赛，国家仍称他为“英雄”，我以为被这样对待的奥运，已经被严重地异化了。

　　与所有的事物一样，奥运也需要“与时俱进”。开始只有几个国家参加，现在有200多国（地区），过去只能去现场观赛，现在有全球电视直播，过去的场地相当简陋，现在是电子高科技……但不管奥运怎么变，其人文性应当是永恒的。顾拜旦的《体育颂》，曾在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获得“缪斯五项艺术比赛”的金奖。有时候我在想，这个文艺性项目若一直保留着，那些扭曲、玷污奥林匹克精神的事，会不会发生得更少一些，而很多人不想看到的“另一个”奥运，是不是根本就从来不会出现呢？

　　8月18日，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人民日报撰文表示，目前我国客运专线和高速铁路已开建7000余公里，即将开建近4000公里，这些线路将在未来3—5年内建成投入使用，届时与其他铁路项目相配套，发达完善的铁路网将展现在人们面前，铁路“一票难求”、“一车难求”的状况将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3—5年内建成万余公里新线路，形成“发达完善的铁路网”，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一票难求”，笔者以为刘部长的这一断言，有些过分自信和乐观了。在笔者看来，“一票难求”、“一车难求”现象，有着相当复杂的成因，要彻底改观绝非易事。

　　首先，铁路的总运力提高了，并不意味着其短期运力，就一定能满足需求。我国的铁路客运有个特点，客流量的分布极不平衡，春节和“黄金周”的客流，高达平时的数十倍。如果铁路部门的调度与管理水平，不能得到大幅提高的话，那么增长的总运力，就很有可能在平时多闲置，而在繁忙时却只能“干着急”。我国公路运力不算短缺，春运不照样有乘车难吗？

　　其次，就算运力提高之后，“乘车难”问题解决了，票、车的“难求”现象，仍有可能发生。因为旅客对车次、座次等，有着不同的需求，而各类型的车次、座次数量，与需求会存在“错位”。比如时间好的软卧车票，在春运期间肯定“抢手”，售票过程有“猫腻”，一些人就得去黑市花高价。再如，民工、学生经济条件有限，一些线路取消普通列车，只运营动车组或全卧铺车，这些旅客也肯定会有怨言。

　　最重要的是，铁路“一票难求”、“一车难求”现象，还有着其他深层次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的“户籍藩篱”，以及缺乏弹性的休假制度，让逢年过节的返乡探亲，成了一种准“刚性需求”，这尤其给春节前后的铁路部门，造成了巨大而不必要的压力。许多国家的人均铁路数，并不比中国多多少，却并没类似的“盛况”。我们包括交通在内的政府部门，在想法缓解铁路乘车难时，必须多考虑这一情况。

　　（发表于东方早报，见报地址：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4/node223/userobject1ai110332.shtml）

　　北京中关村三小原校长王翠娟等人贪污案近日在海淀区法院一审开庭。今年初王翠娟被检察院逮捕时，坊间传言她贪污了1.6亿。尽管庭审否定了外界传言，但王在法庭上证实，中关村三小的账外资金超过1亿元。这些账外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于“片外”学生入学缴纳的赞助费，很多没有任何收据和发票。（据8月17日《法制日报》）

　　北京中关村三小，有“北京最好的小学”、“亚洲一流的小学”之称。曾“党政一把抓”的王翠娟，是一位能力很强、威望较高的女校长。或许正是这一“良好基础”，让她变得独断专行，最终敢于无视国家法律，擅自设立高达亿元的“小金库”，并用这些钱组织旅游等。然而在笔者看来，个人权力与欲望的膨胀，并非王翠娟腐败堕落的根源。

　　“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将这句话用在王翠娟等人身上，应该说是恰当的。只是，权力可以导致腐败，却未必能够导致大的腐败。一所小学在几年内能出上亿元的资金问题，通常是很难发生的。也只有中关村三小这样的学校，能出这样的“惊天大案”，因为它是有“金字招牌”的重点小学，“全北京的人都在拼命把孩子往三小送”。

　　属于义务教育的小学，本来应让所有的孩子享受到同等的教育。然而这样一个常识，在许多地方包括北京，却一直是个奢侈的愿望。政府部门在经费划拨、师资配备等多方面的不平等，造成了校际之间办学条件的严重不均衡，并由此产生了“择校”这一教育怪胎。中关村三小若非“名牌”，没有政府的“额外关照”，是收不到家长的高额赞助费的。

　　应该说，教育行政部门这些年来在消除“择校”现象上也作出了一些努力，然而却鲜见他们推出治本举措。比如北京市规定，小学实行划片就近入学，义务教育阶段禁收“择校费”。可是，在各校办学条件差距悬殊的情况下，这样的规定实在让许多家长不甘心，有谁愿意自己孩子的未来前程，被以“公平”的名义牺牲掉呢？从某种意义上讲，禁止学校收“择校费”，恰恰给了中关村三小这样的学校“要挟”家长的机会，也给了学校领导们贪污腐败的空间。

　　在笔者看来，小学女校长“贪污1.6亿”，不是源于个人人性之恶，也非一时监管疏忽所致。这一事件的发生看似有偶然性，其实有着深刻的制度性根源。现在，对贪污和烧毁账目的几位当事人，给予法律严惩并不难做到，然而如果“择校”的土壤不能被消除，在推进教育资源公平配置方面，政府不能有实质性作为的话，类似的案件，将仍会在其他重点学校出现。

    （发表于现代金报，见报地址：http://paper.lifeningbo.com.cn/html/2008-08/18/content_64338189.htm）

　　文/李清

  　在8月2日举行的北京市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有澳门记者问奥运期间为何让农民工返乡，市发改委副主任卢映川回答称，未听说专门清理外来农民工的事，“这些劳动者的流动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的”。

　　笔者在北京生活了恰好七年，亲眼看着众多农民工在这七年中，为奥运做了大量建设工作。现在，这些在京打工的建筑民工，陆续返回自己的家乡。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对离开北京有些不情愿，但笔者相信，他们不是被强制“驱逐”的。奥运相关的建设项目，目前已基本“扫尾”，活已干完的农民工们，还留在北京干什么呢？

　　在京农民工的流动，“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卢映川副主任的这句话，应该说大致属实。然而在笔者看来，农民工的流动，固然要“听命”于市场，却不宜完全由市场决定。这首先是因为，农民工与城市、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他们了解到的市场，未必是真实的市场。举个例子，每年春节后都有许多农民工，盲目地涌到北京、广州等地。他们缺乏用工信息和一技之长，天真地以为大城市遍地黄金。对于这样的现象，就必须进行适当引导。

　　我们还必须看到，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还很不成熟。众所周知，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农民工，很多人未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不能按国家规定的工时作息，他们除了劳动保障严重不全外，工资被克扣、拖欠也是家常便饭。在首善之区北京，非法劳动力市场也大量存在。如果政府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抱着放任自流的态度，是对农民工兄弟的不负责任。

　　还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农民工的流动，不仅仅是经济行为，它是城市化的一部分，牵涉到政治、社会等多层面。城市管理者不能将农民工只当成劳动、建设的工具，而应将他们视为准市民。既然如此，就应全方位关注他们的权利，包括政治与精神文化权利，比如，让他们能接子女在身边读书，能享用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乃至能有条件在城市落户，等等。

　　不可否认，我国正在建设市场经济，需要让市场发挥作用。但市场不是万能的，有不少“失灵”的时候，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市场决定。农民工的流动，事关国家发展与社会和谐。笔者以为，政府必须将农民工流动纳入到公共服务视野，在各个方面作更合理的统筹，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脚步。

　　本文发表于南方农村报，见报地址：http://www.nfncb.cn/newsdetail.aspx?newsId=4400

　　随着奥运赛事的陆续展开，对奖牌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各大媒体对赛事的报道竞争，也呈越来越白热化的状态。国内的大电视台、报纸和网站，给亿万观众和读者、网友，不断送上精彩的“大餐”。感谢所有的记者、编辑、主持人、解说员……

　　然而在奥运报道中，笔者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国内媒体在报道赛事时，“聚光灯”过分投在中国运动员身上，对外国参赛运动员的关注程度，可以说远远不够。不少时候，中国运动员获了金牌后，大家弄不清谁得了银牌、铜牌，甚至有时候，中国运动员失利后，媒体连篇累牍报道的，仍然是中国运动员，外国选手得了金牌乃至破了纪录，也难上我们媒体的头条位置。

　　中国人对中国运动员，毫无疑问是最关心的。这次中国出动最强阵容，又是在家门口比赛，众多国人包括国内的媒体，希望中国健儿获得最好成绩，夺取最多金牌，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这次不仅是参加奥运会，而且是在主办奥运会。所有前来参赛的选手，都是平等的客人。既然如此，为何不能将报道的触角，平等地伸向各国健儿？

　　当然，外国运动员的参赛情况，有不少国外媒体在报道。只是我们必须清楚一点，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不仅仅属于北京和中国，更属于全世界几十亿人。国外媒体对开幕式的报道，不比我们的媒体“吝啬”。那么我们对外国选手的报道，是否显得稍微少了一些？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国内媒体，能够多一些国际视角，做出来的报道一定会更丰富，也会更精彩。

　　国内媒体对报道国外运动员，或许有一些天然劣势，比如外语水平不够高，对国外运动员不够了解，等等。可是，我们好不容易通过努力，获得了主办奥运会的机会，难道不是提升我们的国际化程度，以及熟悉外国朋友的大好机会吗？

　　以国际视角去报道奥运赛事，并不是要求对各国的运动员进行份量相同报道。事实上，对中国运动员的报道，必须是“重头戏”。但是，包括国人在内的奥运观众，在奥运报道中所想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主办国的风采。顾拜旦在《体育颂》中说，“啊，体育……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使全世界的青年学会相互尊重和学习，使不同民族特质成为高尚而和平竞赛的动力”，我们的媒体没有任何理由将眼睛只盯着中国运动员，让外国选手只被当作“敌手”而存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做法，既会显出小气，也会错过许多风景。

　　与奥运会同为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大多数时候没有中国队参赛，但国内观众一样沉醉其中。这固然与赛事的精彩有关，国内媒体的报道应该说功不可没。笔者建议，国内媒体对奥运报道，不要太过于狭隘和功利，不妨只将中国队看成众多参赛队伍中的普通一支。对进行的每一场比赛，我们都多关心它的规则、历史，以及赛场上的最优秀选手、最有风度选手……而不是只讨论中国获得过几金，这一次又有着几“保险”。我们不要只为中国健儿喝彩，要为所有的运动员加油，祝愿各国的健儿都能在北京留下一生最值得珍惜的记忆。

　　（发表于羊城晚报，见报地址：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08-08/11/content_281732.htm）